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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36页。

尤陈俊:《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载《南开法律评论》（第10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既包括应用法学之强势地位的不断稳固，也包括基础法学的边缘地位长期被结构性锁定。

[39]上述硬核课程结构之形成及其稳固地位的长期维系，则与我国台湾地区大学法律系所的培养目标总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71] 同前注（37），颜厥安书，第353页。或许有法教义学的忠实拥护者会质疑说，上述所讨论的基础法学或跨学科法学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中的边缘化处境，乃是当地法学教育市场上自然选择的结果。[79] 同前注（53），卜元石书，第45页。倘若再往前追溯一二十年，那么可以发现，上述这两所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教育重镇当中，有德国法学教育背景者占其全体师资人数的比重同样很大，甚至比当下的比例还要更高。

[70]黄源盛教授进行上述统计考察的2003年距今已近廿年，但上述情况并无明显改观，甚至更加堪忧。就其对我国台湾地区法学教育格局的深远影响而言，这突出体现为，在当地几所最具代表性大学的法学系所师资队伍当中，有德国法学教育背景者所占的总人数比例长期明显居高。诚然，《条例》不可能完全解决不当行使权利的问题，但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带来的积极作用必然超过其弊端，部分申请人的不当行为也不是我国独有，而是世界范围内通行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予以足够的宽容和接纳，这不仅是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实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阵痛，甚至是民主进程中的必然代价。

200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虽然明确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标准，但关于何种利益可以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8]，有学者认为法律上利害关系事实上等同于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9]。[43]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44-264页。张又文，天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在《条例》修改之前，三需要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适用的误区，即作为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资格限制被误认为是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的判定要素[38]。

（二）司法定位 《行诉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利害关系情形，是对《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所作的更为细化的列举式规定，为行政诉讼审判提供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和更明确的指引。至于争讼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等问题，应在实体审查中予以辨析，以使作为是否支持原告实体诉讼请求的依据，而非从程序上将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

注释: [1]该检索目的意在找出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直接以利害关系否定诉的利益的案件，而对于单独否定利害关系而未提及诉的利益或者单独提及诉的利益而未提及利害关系的案件，均不在统计之内。[2]参见原田尚彦：《诉的利益》，石龙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014年版，第2页。前置程序标准要求当事人应当首先寻求行政救济，从而使行政系统内部多一次自我纠正的机会，减少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为探究当前以利害关系否定诉的利益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现状，本文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中，以诉的利益利害关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即检索同时出现上述两个关键词的裁判文书），案由为政府信息公开，共获得初始检索结果9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公开若干规定》）第3条明确了对主动公开行为不能直接起诉，需要以先行申请作为前置程序。三、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前文述及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立法、司法与实践中对于利害关系的具体适用，从可获知现行标准仍存在适用瑕疵。2.客观利益：高效解决信息公开行政纠纷，提升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息价值。其原因是，反射利益所指向的是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产生的间接利益，而非直接利害关系。

通过立法为政府工作透明度划定基本底线，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同时，《条例》第51条明确了诉讼作为一种救济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前述观点。

一、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应然层面利益阐述 利害关系是用以判断行政行为和当事人权利义务之间关系的标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益是识别利害关系的关键，由于对利害关系的标准把握呈现出扩大趋势，因而对于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利益的解读也应当符合此趋势[4]。[35]参见王本存：《论行政法上的反射利益》，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76-85页。

25号文件强调既充分保护合法权益，又要强化对诉的利益的准确识别，为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合理行使诉权提供了指引。考虑我国行政诉讼中通常以《行政诉讼法》第25条判定利害关系，为此又以诉的利益《行政诉讼法》第25条为关键词，案由为政府信息公开，共得38条检索结果，两部分共计128条检索结果。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领域中，作为信息公开制度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条明确了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因而侵犯行政相对人上述权利可以视为对其合法权益的侵犯，也就构成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益。[15]参见袁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第4页。此外，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指的是原告与行政机关信息答复之间的关系，而非原告与争讼信息本身之间的利害关系。如在孙天计与平乡县丰州镇人民政府案中[26]，原告在未依法向被告申请公开征地审批文件信息公开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该诉的内容不存在与其自身权益相关的利益，否定了利害关系，进而否定了诉的利益。

三要件说认为，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合法权益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果关系。修改之前的《行政诉讼法》最初保障的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类型，后来根据《行诉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逐渐扩展出了其他权利[44]。

政府信息获取人理应与其所申请的信息之间具有相应的利害关系，我国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在程序审查中，应该仅针对是否在提起诉讼前履行了前置程序进行审查，若在程序审查过程中就对核心要素之利害关系进行审查，判断信息获取人与其所申请的相关信息不具有利益上的关联性，无疑是程序审理阶段的适用错误。四、利害关系与诉的利益审查之分离 导致实践中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诉的利益概念的不明确。

此规定采取直接决定适用原则，即由人民法院直接依职权决定是否采用简易程序审理，没有给予当事人介入选择诉讼程序的权利，这归因于《条例》实施后，公众对信息公开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加[12]。（二）厘清利害关系的实体性与程序性审查 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前提是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也是是否进行衡量利害关系的首要标准。

[40]参见(2020)浙11行初60号判决。换言之，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只要是针对依申请行为提起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很难对利害关系作出否定判断。二、经由利害关系否定诉的利益之实然标准考察 诉的利益作为纠纷的筛选机制直接影响着司法救济程序的启动[24]。此外，信息的流动性和可传播性也意味着信息公开制度的设计更为注重界定公开的范围，而对公开的对象在所不问，这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将申请人定义为任何人（anyperson）的原因。

但是这一观念和做法不仅会持续加剧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区隔与断裂，也会极大限制公法权利的司法保障。实践中法院也以是否履行了前置程序作为标准判断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进而对诉的利益进行识别。

加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利害关系识别、受案范围判断上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和成熟的标准。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为客观界定值得保护的利益的内涵，广泛应用反射利益理论，反射利益则区别于主观权利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33]。

来源：《理论探索》2022年第2期。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  法院在适用利害关系条款否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时，存在着对利害关系理解不同的现象。司法适用的实践也表明，简易程序自增设以来，主要适用于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14]。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若原告基于行政机关侵犯公众知情权提起诉讼，便是忽视了利害关系设置的实质意义，无限扩大原告范围，有发展为以公民为主体的公益诉讼的倾向[35]，对于此种利益，司法实践中不予以保护，亦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安排不符。以三需要为标准对利害关系进行识别，有法院认为依据《信息公开若干规定》第5条第6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有对其申请的信息与自身特殊需要之间的关联性负有证明义务，换言之若当事人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申请信息符合三需要标准，则被判定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即不存在诉的利益。

另外，该逻辑也符合合法权益与利害关系的关联，即合法权益是利害关系的基础，利害关系是合法权益的具体化[10]。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不仅不能将利害关系设定为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资格条件，甚至不能将其设定为实质性审查条件，这是因为在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设计中该制度本身就具有公益属性，同时存在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所以原告与争讼信息之间即使不存在通常意义上那样紧密的利害关系，但从客观利益的角度来说，每一起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都存在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所追求的客观利益。

2019年《条例》删除了三需要条款后法院在实践中仍然对争讼信息与原告主观权利的关联性进行审查。[6]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载《中外法学》2019第3期，第648-667页。

此外，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在第1条增设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立法目的，旨在进一步强化通过行政诉讼化解行政纠纷的功能[15]。将行政诉讼所保障的利害关系更具体地从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诉的利益中解释和分离出来，即将诉的利益严格限定在权利保护必要性的范围内加以讨论，而将利害关系、受案范围从中剥离，按照既有的标准进行判断，避免诉的利益概念在审判实践中泛化带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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